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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数字城市”助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一、刺激消费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GDP排名逐年上升,先后超过了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2010年连续两个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的GDP排名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标志着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但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诸多困难。无论是后危机时代所引发的激烈世界冲突,还是改革开放30年后复杂的经济局势,都可能对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构成威胁。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在哪里就成为了值得深思的重大课题。
  一般来讲,出口、投资、消费被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于"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的状况,其中"出口"更是改革开放以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1978年到2008年,平均而言中国每年出口的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而从出口占GDP的比重来看,在全球十大经济体中只有德国超过了中国,美国、日本等其它国家都远远低于中国。
  这种"重投资、重出口、轻消费"的状况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隐患。摩根斯坦利董事长史蒂芬·罗奇曾经指出,"现在是时候给中国经济敲警钟了,在中国GDP比重中,出口和投资占到75%,而国内消费需求占比约25%,这种不平衡的宏观经济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无法维系。" 2009年的统计数据印证了罗奇的警言。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为负44.8%。与此同时,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2.3%,为中国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实证明,以政府投资为主的经济刺激计划,只能是短期过渡的权宜之计。真正的复苏取决于持续的居民消费取代政府拉动,取决于新的增长引擎的出现。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只能寄希望于刺激消费。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消费、投资和出口再度被提及,但重视程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消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扩大内需"不仅首次在五年规划中独立成篇,更被置于十大发展任务之首,而消费则是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建议》指出,要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的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的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事实上,虽然长期以来消费对中国GDP的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见图表1),但它确实有着巨大的挖掘潜力和上升空间。从国内消费占GDP比重来看,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以上降至世纪之交的40%,而在2008年全球经济下滑之前约为36%。但美国国内消费占GDP比重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一直保持在67%左右,从2000年至2008年,该比例又升至72%的空前水平。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曾在《国富论》中指出:中国市场规模不亚于欧洲所有不同国家加在一起的规模。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中国国内市场规模将达到2万亿美元,远远高于出口总额。如果说过去消费对经济发展贡献有限,那么"十二五"期间,用刺激消费的方式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图表 1: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GDP贡献率


二、城市化将成为驱动消费的动力源泉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消费,是驱动消费的动力源泉。很多专家指出,大规模的城市化是释放消费潜力的基础条件,城市化对居民消费有着明显的"累积效应"。 有测算和研究表明,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如果城市化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30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居民消费总额将增加1200亿元。与此同时,如果城市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带来的年投资需求就是6.5万亿元。各国经验都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确实会产生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并进而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城镇居民消费对城市化的弹性非常大,城市化的推进必定带来持续的"累计效应"(见图表2)。中国已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十二五"期间城市化率将达到50%以上,这将标志着城市化国家的初步形成,意味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中国"进入"城市中国"的时代。同时,城市化将从局部突破进入全面推进的跳跃式发展时期,由东部向中西部快速扩展,以城市化为主导的新格局将在"十二五"期间初步实现。这期间,中国的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突破7亿。如果城市化能够真正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他们的住房、教育、健康、休闲等一系列消费将随之而来,创造史无前例的巨大市场需求。因此,城市化是扩大内需、实现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键。  
  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断言,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最深刻的两件事: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迎来了全面推进的历史性机遇,成为驱动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图表 2:中国不同城市化水平下的居民消费能力


三、城市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推进
  当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此而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益凸显:一方面,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都成为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降低了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也阻碍着城市进步;另一方面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带来的公平福利不均衡问题加剧了不同阶层的差距,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城市繁荣。深究上述挑战的根源,在于城市公共服务的匮乏,不能够合理有效地提供水电煤气供给、交通运输管理等城市基础服务和社保、医疗等公共福利。更重要的是,中国现有的管理体制是以农业大国的特征作为基础的,而当中国进入以城市化为主导的新格局后,城市自身的特点会导致管理的边界模糊,这就要求政府管理体制要随之进行制度性变革。为此,现代化的政府管理必须建立在新型管理平台上,否则就容易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入"半城市化"的困境,不但无法实现刺激消费从而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反而会给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剧烈的负面影响。
  这些在城市化高速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依赖信息化的手段进行解决。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信息化影响着城市发展的诸多领域,成为维系城市文明进步与空间发展的特殊载体。信息化和城市化的深度融合,提高了城市的沟通效率、运作效率和安全性,便捷了居民的交流,已经渗透到了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并快速地改变着传统城市的形态。以光纤为代表的宽带技术,以3G为代表的无线通讯技术,以云计算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以物联网为代表的远程管理和控制技术,以3D为代表的数字影音技术,以智能卡为代表的多功能芯片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城市中智能化的基础设施管理,如电网、气网、交通等,改善了城市的综合发展环境;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整合的电子政府平台,则可以极大地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与IT技术融合的各类现代化服务业,为政府更好地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创造了可能,为居民建立了便捷、绿色的生活环境,为企业搭建了高效、畅通的运营平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数字城市"为代表,融合推进城市化与信息化,将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四、"数字城市"建设的新阶段:融合服务
  "数字城市"缘于美国副总统戈尔于1998年1月21日提出的"数字地球"概念,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经济生活现状,对于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与国外进展相似,国内许多省、市已经为"数字城市"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且积极开展了"数字城市"的前期尝试。然而,随着"数字城市"建设的逐渐深入,城市信息资源的概念不断延伸,城市经济、社会、科研、国防等各个领域都对信息资源的获取、共享和综合利用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为此,需要将信息和通讯技术渗透到城市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综合运用这些技术手段,把城市的各类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再根据对这些信息处理、分析和预测的结果来运营城市,以促进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通畅和高效运转,从而达到更高的城市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核心理念就是"融合服务",它可以分作三个层面来理解:城市化的目标是通过城市主体(自然人、法人和公共服务)之间的充分融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信息化则通过功能、服务和控制的融合,实现技术与技术之间的兼容发展;"数字城市"是要在城市化和信息化融合的基础上,实现技术进步为人的发展服务,虚拟城市为真实城市服务。
  为践行上述理念,从技术的角度讲,需要以城市通信与信息基础设施为依托,以全球定位系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以及虚拟现实、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高科技为技术支撑,以城市中市民、企业和政府为应用对象,构成具有多源、多尺度海量数据的融合。"融合服务"的技术架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见图表3):基础层面是各种通信与信息基础设施(包括电信网、移动网、传感网、云计算中心等等);第二层是建立城市级的信息资源聚合和协同平台,实现城市信息资源的有效获取、汇聚、组织和利用,同时支持目标导向的信息资源交互、同步和计算;第三层是面向城市各主体沟通、协作以及变革的需求,分别建设不同的管理与服务应用,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城市各主体间的相互感知与影响,推动信息技术和人与人之间社会网络的交叉融合,进而加速城市的信息化进程。
  城市级信息资源聚合和协同平台是整个数字城市架构的核心,既是面向城市的应用运行承载主体,也是数据和信息等战略性资源的承载主体,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是城市级高科技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平台。通过建立城市级的信息资源聚合和协同平台,有助于打通"十二金"工程,打破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实现城市核心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充分共享。在此基础上,可以逐步发展跨平台、异构异质、大型分布式和跨边界整合型应用,提供新型融合服务,不仅使各个政府、各个部门的系统可以实现协同办公,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且能够为企业、个人等社会主体提供丰富、有效的服务。基于该平台构建的 "市民卡"应用就是一个最典型的IT技术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服务模式,它有助于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融合的公共服务,实现人与城市的融合。"市民卡"不仅综合了社保、医保、身份认证、商业信用以及小额支付等功能,而且可作为介质统一发放政府对低保人群的补贴,使得政府对市民的管理更有效率。

图表 3:数字城市的技术架构


五、神州数码的"数字城市"之路
  神州数码集团2000年由原联想集团分拆而来。过去十年,神州数码所形成的独特业务模式是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以及客户需求变化而逐渐演进形成的。在发展的第一个五年,神州数码建立了以提供产品为主的代理分销经营模式,通过建立强大的销售服务体系,实现了现代化IT产品与国人的融合和对接。第二个五年,结合客户对IT应用的深度需求,神州数码实现了以提供解决方案和IT服务为中心的转型。目前,神州数码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整合IT服务提供商,在行业、内容和客户群方面都取得了领先地位,并且成为制定国家服务标准的重要参与者。展望未来,神州数码将通过"数字城市"战略实现一个新的跨越,助力中国的"数字城市"建设,为中国的城市信息化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
  伴随着中国城市信息化的推进,神州数码已经进入以"融合服务"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以IT技术的融合应用为出发点整合客户需求,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业务模式。以"市民卡"为例,作为融合服务提供商,神州数码不仅仅为政府发行"市民卡"提供所需的解决方案,更将作为政府的代表实施"市民卡"的发行,即:成为政府授权的运营服务商。目前,神州数码已经在扬州、无锡、张家港、镇江等地成功发行这样的"市民卡"。在高速发展的村镇银行领域,神州数码也将提供以SAAS为主的运营服务业务,建立"云计算"服务中心,帮助中小银行和村镇银行提升IT管理和使用能力。神州数码的"大通关"、纳税人服务等企业级运营解决方案,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为政府和进出口企业提供了基于互联网的综合服务平台。
  作为肩负"数字化中国"使命的民族企业,神州数码已经充分认识到,"融合服务"理念在"数字城市"建设中意义重大,它必将对中国的城市信息化产生深远影响。融合的"数字城市"将极大促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服务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并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成为中国未来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郭为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CEO

  201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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